前言

今日，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小军教授在环球时报撰文《非西方中等强国为“全球南方”带来战略支撑力》。本文发表于《环球时报》2024年6月25日国际版。

图 | 《环球时报》2024年6月25日国际版

非西方中等强国为“全球南方”带来战略支撑力

作者 / 马小军

《环球时报》2024年6月25日国际版

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于6月16日结束，世界再次见证了“全球南方”的崛起进程：十余个主要的“全球南方”国家拒绝签署会后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巴西、印度、南非、沙特、阿联酋等金砖国家，以及印尼、泰国、墨西哥等有影响力的南方国家。土耳其和沙特等国表示，“只有俄罗斯的参与才能取得有意义的进展”，表达了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立场。这也显示出一批非西方中等强国正展现强劲战略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也为国际秩序重建注入新动能。

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势力”

所谓非西方中等强国，是指“全球南方'国家中那些体量大、人口多、综合国力较强，对所处地区地缘政治暨民旋—宗教—文化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例如，在不结盟运动120多个成员国中就包括了一批中等国家；2024年扩容后的“金砖”大家庭也大多为中等国家。这类国家粗略统计在20—30个，因其近年经济发展较快，又被称为“新兴经济体”。2023年，非盟获准加入二十国集团（G20）；面对乌克兰危机，在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国推动下史无前例地提出和平解决的“非洲方案”；继印尼和印度之后，巴西和南非在2024和2025年接踵担任G20轮值主席国，该机制连续四年为“全球南方“国家接棒。非西方中等强国正在成为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新势力”，其对“全球南方”及整个国际格局释放出强大的战略支撑力。

引人关注的是，这批“全球南方”中的中等强国表现出保持平衡的特性，创造出“积极不结盟“外交。如印度、印尼、巴西、埃及、沙特、土耳其等一批中等强国乘持多重伙伴关系外交，它们一方面避免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各自展示出很强的包容性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大都希望建立一个不那么受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它们往往既失望于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又不愿丧失既得“秩序红利”。这些国家被西方媒体称为“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s）。2023年4月，《经济学人》杂志还将没有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的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等25个南方国家称为“交易型二十五国”。所谓“积极不结盟”指的就是上述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拒绝在大国博奔中选边站队，避免陷入大国竞争框架中，尤其是在俄美和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为此，美西方国家深感焦虑。

俄乌危机与加沙冲突，成为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治与道义断裂点，非西方中等强国让世界听到了“全球南方”的声音。“全球南方”不再附和西方的叙事方式。巴西、土耳其等一批中等强国，一方面支持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另一方面却拒绝参与对俄制裁，保持甚至扩大对俄贸易；身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拒绝制裁俄罗斯，增加对俄出口，并积极充当俄乌调解人。面对加沙冲突，这些中等国家则共同发声要求停火促和。巴西总统卢拉、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行径，土耳其断绝了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时代》杂志撰文慨叹美国正因在加沙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失去“全球南方”。

大国战略博弈的新场域

美西方通过构建意识形态纽带、推进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以及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倡议等措施，强化其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试图人为营造大国际博奔争夺“全球南方”的场景，将非西方中等强国变成战略争夺的“新对象”与“新场域”。

似乎与人们的直觉相反，统计显示美国仍是对“全球南方”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建立的1960—2022年国家实力指数表明，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对七十七国集团拥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影响力相对恒定，而在美洲的影响则仍独占鳌头。近年来，美国在能源转型、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城全面增进与“全球南方”的关系，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全球粮食安全路线图”“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等新机制，增强自身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美国尤其注重拉拢那些资源富集、地缘战略角色重要、潜在市场广大的“摇摆国家”，同时注重整合盟友力量，借助“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等平台，对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当然，美国在实施上述策略时也面临诸多局限，包括国内政治极化、政策持续性不足、可投入资源有限，以及与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等。

在大国博奔加剧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围绕国家身份问题的博弈变得更为复杂，有关“全球南方”的叙事呈现更多的地缘政治色彩。尽管“全球南方”没有明晰的边界，但它可被视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暨“全球南方”的一员，但也具备“大国属性”和“发展中国家属性”。美西方试图削弱中国“全球南方”的国家身份，并给中国贴上什么“全球东方”的标签，借以离间中国与“全球南方”暨中等强国间关系，实现对华“竞而胜之”的目标。我们需高度警惕避免落入美西方打造的“全球东方”叙事陷阱。

美西方在操控“全球南方”“全球东方”概念，分化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所谓的“全球南方领导权”的话题争议，以达到分化“全球南方”图谋。笔者认为，应努力以“全球发展治理利益攸关方”概念替代“全球南方领导权”叙事；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对不同议题关切不同，强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等强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事务中的责任担当，摒弃、淡化领导权问题，倡导并建构集体领导观念，展现“全球南方”集体领导力。

强化协调，开创战略新局

2023年以来中国外交的亮点之一，即是顺应时代发展大潮，契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晰亮明中国的“全球南方”身份，向世界表明中国对自身在“全球南方'中的角色期许。

毋庸讳言，当下的中国外交正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美西方不断加大战略遏华力度，美英澳欲扩大“奥库斯”机制，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建构成型，美菲重建军事同盟搅扰南海局势升温……在经济—科技层面“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正与对华高科技封锁叠加。

当此形势之下，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支撑，非西方中等强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理应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中国外交主要发力方向之一。我们可强化与非西方中等强国的战略协调与双/多边关系，以四两拨千斤之效力，牵制、平衡、化解、对冲当前的战略压力，以期开创某种战略新局。

在非西方中等强国中，许多国家分布在中国周边或次周边，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处于重要地位。它们或为中国超大邻国（如印度），或是中国重要经济贸易伙伴（如东盟诸国、中东国家），或与中国存在尚未解决之领土争端（如印度及涉南海国家）。事实上，这个战略大方向原本就在我周边外交大局之中，应深耕细作，下气力维护稳定向好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特朗普政府2019年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世界市场形成了“新三角贸易”，即将中国生产的产品货物，经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国组装包装后销往美国。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已从2020年的900亿美元/月跃升至如今的1500亿美元/月。

国际媒体还注意到，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10年间，事实上出现了一条“伊斯坦布尔—雅加达轴线”的经济体互联互通线路。这里（不包抬中国）大约有35亿人口，分布着一批中等强国暨新兴经济体（如印尼、沙特、印度、土耳其等国）。大量新的道路、铁路、运河、电信和电力链接正在建设，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断诞生。它们开始摆脱美元的资金束缚，相互间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币交易，或者选择使用人民币支付。2023年，中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贷款中，人民币贷款占比持续提升。因此，面对逆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对华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政策，中国加强对非西方中等强国的双/多边经贸、投资规模，不仅可以对冲、破解美西方对我制裁打压，还可以稳链—固链，拉紧我们与“全球南方”里中等强国的战略紧密度。

笔者认为，唯有将发展置于“全球南方”议程中心位置，才能避免“全球南方”概念被西方国家政治化和工具化，偏离“全球南方”集聚的初心。抓住“全球南方”发展的“痛点”，切实打通合作“堵点”，增强成果落地的普惠性。当前，这些非西方中等强国高度关注全球经济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希望能搭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这趟车。中国与这些国家加强在此领域全方位合作正当其时。可倡导“全球南方”国家以绿色和数字—智能为引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合作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绿色发展。同时，在全球发展倡议引领下，加强气变议题南南合作，还可以深挖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潜力，在气候治理中不断释放全球性领导力，实现与“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上述非西方中等强国的双/多边关系提质增效。